在多年前一次有关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并认识了张承耀教授。当时，恰逢证券市场建立八年之际，经济界的活跃人物们都把证券市场走过八年历程当作改革开放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情。张承耀教授作为演讲人之一，针对证券市场公司治理问题，他的发言坦率尖锐，当场获得了与会者的掌声。除了他的观点独特，直言快语和幽默的表达方式，演讲时还不断引用典故，或许也是他获得更多掌声的关键。

　　之后，我曾多次采访过张承耀教授，也曾跟踪过他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他长期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张承耀对企业的热衷，与他过去的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1947年5月出生于河北省秦皇岛市，1964年入清华大学上学。后来，他还有过在本溪钢铁厂做技术员的经历。1982年到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就读，师从蒋一苇先生，为我国第一批企业管理专业毕业博士研究生两名中的一名；毕业后留工经所工作至今。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企业经营管理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1990年到日本东京大学任客座研究员一年。

　　中国企业与现代新技术融合正在创造新型的消费形式，消费行为的变化，反过来又将成为企业创新的动力。这是西方新近诞生的消费者参与理论。他在《企业管理》杂志2008年第一期的文章中提出：企业管理创新有许多方向可供选择，其中之一就是让消费者为企业“免费打工”。

　　何谓让消费者“免费打工”？其本质是将消费者最大限度地引导到生产线或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上来，而且企业不需要支付任何报酬。其实，那些自助型消费就是这样的形式。这是在现代社会，依据以人本位的经济必须把握的重要趋势。生产力促进着生产关系的发展，信息改变了企业内部组织的管理以及与外部的联系方式，这是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因素。中国企业处于“实体化”与“虚拟化”的两波叠加之中。

　　在企业研究中，张承耀之所以更看重或选择企业创新，是因为我们在加入WTO之后，我们参与世界的竞争，企业间的较量主要是看企业的创新和盈利能力。

　　他还以此深入研究行政管理模式改革问题，认为现在是到了向企业学习的时候了。在他有关城市综合改革的最新研究中指出，目前“政府是万能”的思维在一些官员甚至于民众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但政府也应放下“父母官”的架子，政府需要在观念上来个自我。当然，这种改革是一个过程。

　　很多人说那些有改革情结的人，无论何时都要想到改革，即便是很技术性的操作，也会如此。张承耀大概就是其中的一个，永远把企业如何改革放在他的第一个研究目标里。

　　张承耀说，正所谓“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历史一定会把那些落后的、滞后的组织形态彻底抛弃。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企业制度竞争发展的历史。

　　他在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方面的成果是相当丰硕的。尤其是他在《现代企业制度原理》（1994）一书中提出了“两只眼睛看企业”的这一概念。随后，在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1999年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企业管理现代化、科学化问题研究”中，他又详细列出了“两只眼睛看企业”涉及的各方面内容。在2006年，他发表了《两只眼睛看企业》一书，认为我们应该从两个角度观察企业：左眼睛看企业的资产结构，右眼睛看企业的资本结构；企业是生产经营组织与所有分配组织的二重符合；是管理者管理与管理管理者的二重符合。

　　张承耀研究企业的知名度很大，经常是在正统的研究之余，研究一些很大众化的课题。例如，2001年第12期《企业管理》杂志发表了他对山西晋商的评论文章。他认为，西方企业倡导出资者与经营者实现分离，但山西晋商早在500多年前就实现了两权分离，那就是“财东”与“掌柜”的分离。他认为，晋商500年的兴衰史可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

　　在他眼里，东西方管理文化在某一历史时点上有惊人相似之处。在西方管理学上，出资者将企业交给经营者来经营，会遇到经营者的选择、激励和监督等问题。特别是所有者选择经营者之前难以知道他们的能力、德行与积极性等都，这就是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晋商“财东”挑选“掌柜”是严格任人唯贤的，既重视其祖上的诚信史，又要将其放到基层，层层考察和提拔。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至今，经营者的产生并没有确定的程序，这是很不正常的。

　　另外，晋商在激励经营者、监督约束经营者等方面也都做得有板有眼。晋商对经营者的个人信用要求十分严格，有严格的个人信誉档案，自己有劣迹还将影响到下几代，这些对个人行为有相当的限制。这一点正是我们面临的公司信用问题的难点。

　　当然，晋商的衰败也是一个事实，这一点更是张承耀研究时所关注的。尽管晋商建立了“出资者与经营者相分离”的制度，但导致晋商后来衰亡的一个原因就是“财东”不务正业，放弃管理，即“出资者缺位”了，这是一个教训。还有，无限责任制也不是规范的股份制度，最后导致经营风险全部由“财东”来承担，并导致其家破人亡。另外，晋商在出现经营危机时，没能及时进行体制创新是其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

　　有一点值得注意，晋商之所以能得以发展，还得益于政府的放手。这些企业基本上不是国有的，政府也很少有不当干预。但到了后期，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加大，最后就增加了企业的风险。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政企不分”的负面影响。

　　当我们发展经济的时候“眼睛向外”，是不是也要“眼睛向内”，向我们的前人学习呢？张承耀运用自己对中国企业多年研究的经验，对应晋商发展衰亡的史实，提出了发掘中国商业历史中的价值部分，也不失为企业改革的模板。

　　可以说，我国中投公司的成立是我们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的一种方式，而新加坡淡马锡公司一直以来也是我国学界和媒体不断研究和关注的一大亮点。

　　不过，淡马锡公司被介绍到中国，是与张承耀在几年前的研究分不开的。早在2000年，我国相关部门已意识到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经验值得借鉴，并组织淡马锡公司到北京进行宣讲。宣讲后，还安排了两位学者进行评论，其中，一位就是张承耀教授，另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院的一名专家。

　　张承耀回忆道，“当时我谈了12点评论，后来我将他们的资料进行整理成文章，先后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并转载过。可是，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到了2006年之后，才逐步引起注意。”

　　张承耀认为，淡马锡公司的经验有三个重要方面值得借鉴：一是淡马锡公司与财政部的关系（如利润上缴关系等）；二是淡马锡公司本身的治理结构（国有人员与民营企业人员基本对半、组织部门设置等）；三是淡马锡公司与下属企业的关系，特别是对下属企业的管理原则。我们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比人家还差得多。

　　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新加坡采取了“两步走”的办法。第一步是“企业化”，第二步是“民营化”，即吸收社会资金使企业投资者多元化，政府逐步减少在许多企业中的股份；企业改制的主要目的不是筹资，而是通过入市接受公众监督。

　　同样，一些重要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关注，如政政分开是政企分开的前提、政府没有另外派出特派稽查员而是让国有企业按照公司法进行自律并接受社会监督、淡马锡控股公司每年也要将红利的一半上交给政府及董事会的人员结构值得学习等。而淡马锡公司与关联企业的任何交往都要保持着“一臂距离”，即按照商业准则来评审，评估投资回报是否合算。这一点更值得关注。

　　张承耀认为，新加坡约有300多万人，有140万的大众拥有了新加坡电信公司的股票,这是最为接近“全民所有制”的典型。我们一直特别强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那么，能不能做到老百姓的资产也一起“保值增值”？中国现在利息率一再降低，还收了利息税，但是在疏通大众直接投资渠道方面还应更下功夫。